，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。晚于他们的韩非，吸收、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，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。
整个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、人治法治、性善性恶、法古师令，以及军事、经济、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。
君本与民本思想的互相争论，就是儒、墨、道、法等诸家学说的政治思想，在本质上都可以算是专制主义理论。但是，它们对于君主、民众、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，特别是孟轲继承、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，认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荀况则认为君主是“管分之枢要”，主张尊君爱民。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，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，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与儒家相反，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，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，“国者君之车也”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)，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君主应该用法、术、势统御臣民，使臣民慑服。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，墨翟认为，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，应该由君主“一同天下之义”(《墨子·尚同》)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。
儒家提倡人治，认为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，其人亡，则其政息”（《中庸》）。所谓人治，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、在群众中的威信、以身作则的影响力来治理国家，管理人民，把国家、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。为了实行人治，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。孔丘说：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又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并强调“为政以德”。孟轲认为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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