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她的丈夫老汪，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的秘书。
有一次老汪派她去另一个城市递送一份秘密文件。
她到了那个联络点后，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。
她立刻断定，这个联络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。
她刚销毁了藏在身上的秘密文件，就被几个警察抓住了，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。
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从乡下来寻找亲戚的。
他们对她严刑逼供，她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
警察局并没有她是共党分子的任何证据，几天后就把她放了。
为了不暴露丈夫老汪，她去乡下的亲戚家躲了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后才回到重庆。
她没有向丈夫说自己被捕的事，只是说她发现情况不对，就销毁了文件，躲到乡下去了。
丈夫夸奖了她，说她做得很好。
她欺骗丈夫是因为她有难言之隐：在被捕期间，有两个警察多次强奸了她。
她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于是就瞒住了没有说。
但是，这件事成了她的一个心病。
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，她必须向上级报告自己被捕的事。
让她为难的是，她的上级就是自己的丈夫。
她一直因为这件事在心里自责，有好几次都想去找组织上说清楚。
后来丈夫老汪在执行一次特殊任务时牺牲了，她这才打消了向组织上坦白的念头。
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坦白，她肯定会受到组织部门的调查，很可能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，甚至她丈夫的革命烈士的地位也会被蒙上一层阴影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女儿汪霞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任何影响。
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。
文革开始后，目睹那些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遭遇，她确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
可是，这并不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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